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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职称拥堵”根源在于资源配置模式

文章作者:高等教育 上传时间:2019-10-30

NCN北京交通大学新闻网

熊丙奇:“职称拥堵”根源在于资源配置模式

编者的话:不久前,一位在国外做访问学者的副教授给记者发来一封邮件。其中提到,对比中西方高校,国内高校的年轻教师在学术上似乎并不处于独立地位。邮件中,这位年轻的副教授发问:“为什么国内的年轻教师就不能科研独立呢?”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高校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人数已超过86万,占全国高校专职教师总数的63.3%。至少从数字上看,青年教师已经成为国内高校科研的生力军。如今,当这一生力军在学术上无法独立,显然意味着一个大问题的出现。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样一个明显的大问题,似乎又不像看起来那样简单。一个不及格的评分应该说,对于学术独立性缺乏的抱怨由来已久。2011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廉思带领课题组开展了一项对大学青年教师生存状态的调查,其中涉及到青年教师对学术环境质量的评价,在这份满分为5分的评价中,“科研独立”的得分为2.08分。如果换算成百分制的话,这一分数远不到及格线。据了解,在国外,很多30到34岁的年轻学者已经崭露头角。其中最极端的例子是,20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3位获奖者最初获得科研成果时,年龄都不到30岁。相比之下,我国30岁到35岁的科研人员作出有影响力成果的比例较低。有些看上去有一定影响力的青年科学家,也往往是在“大老板”的羽翼下,传承以前的研究成果,并不具有独立的学术思想。对此,清华大学副校长邱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受“文革”影响,我国科研队伍曾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人才断层,现在整体局面有了很大改观,但40岁以上的科研人员还是占据了学术的主体地位,“如我们不处理好现在的问题,不能让更年轻的科研人员脱颖而出,可能又会出现一个新的断层”。然而,“学术独立性”本身是一个很宽泛的话题,不同的人对此会有不同的解读。那么在海外做访问学者的这位副教授看来,青年教师缺乏学术独立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该副教授在邮件中举出了4方面的表现。首先,青年教师没有自己的研究想法。领导安排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即使某些人有想法,也很难予以实行。其次,没有自己的科研经费。青年教师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某些领军教授打零工,久而久之便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部分人甚至不懂得自己申请科研经费。第三,没有独立指导学生的资格。即使某些老师帮助指导了一些学生,但是他们的真正导师都不是本人。最后,没有自己的科研设备,从事很多工作都必须依附于他人。如此看来,似乎国内青年教师的学术环境真的不尽如人意,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不独立”需要自我反思在去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玉凤带来了一份关于改善高校教师成长环境的提案,并在两会上极力呼吁关注青年教师的成长。然而,当记者就青年教师科研独立性的话题向其提问时,王玉凤的回答却有些出乎记者的意料。“目前青年教师最需要解决的是待遇、住房等硬性问题。而在科研方向上,很多青年教师的‘不独立’,需要反思的其实是他们自己。”王玉凤说。王玉凤表示,青年教师没有科研想法,只能说明自身科研能力的不足。而在年轻人刚刚进入学校后,在一些领军教授手下打些“零工”,其实是有助于青年教师成长的。至于没有独立指导学生的资格的问题,她表示,近几年研究生招生数量已经有所下降,一个教授招收七八名博士生的事例只是个别现象。在招生不足的情况下,将学生交给经验丰富的老教授并没有什么不妥。最后,对于青年教师没有自己的科研设备的说法,王玉凤认为,目前一些基本的实验设备其实是比较普及的,至于某些大型设备,“一台设备耗资巨大,学校很难满足每位年轻教师的设备需求,这也算是人之常情。”在采访中,类似于王玉凤的回答,记者听到了很多。比如杭州师范大学认知与脑疾病研究中心教授臧玉峰在与记者的交谈中便直言,目前的青年教师并不是“没有想法”,而是想法太多,但大多不切实际。“很多人是在脱离现实,凭空想象。”而对于青年教师没有科研经费的说法,臧玉峰更是笑言:“这位老师一定在学术上做得不是太好,因为目前不管是国家、地方还是学校,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科研基金,只要自身科研能力足够,就不会抱怨没有经费可申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很多人认为高校教师的科研独立并不是个问题,但在他们看来,透过这一现象,却也能折射出很多其他的“问题”。急躁的根源在生存压力在王玉凤看来,青年教师对于科研独立性的抱怨,更多的源自于自身在科研上的急躁情绪。“科学研究是最忌急躁的,青年研究者需要首先确定自身的研究方向,再踏踏实实地积攒科研经验。在这方面,不管是在老教授手下打‘零工’,还是暂时性的不招收学生,都有利于年轻教师的科研沉淀。”王玉凤表示,目前一些年轻教师的确存在一些急功近利的心理,但这一情绪的造成却是有客观原因的。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生存压力。事实上,近几年关于高校青年教师生存压力过大的报道时常见诸媒体,人们对此也进行了诸多调查。依然以2011年廉思课题组的调查为例,在参与调查的5000余位教师中,有68.9%的教师认为自己处于收支平衡乃至“赤字”状态,其中后者所占的比例超过两成。此外,还有14.2%的青年教师表示,自己的兼职收入已经取代工资,成为自身经济的主要来源。“青年教师正处于人生的积累阶段,在承担教学和科研压力的同时,还面临着生存压力,这对于年轻教师的成长极为不利。”廉思说。在王玉凤看来,正是这份生存压力,使得年轻教师不得不“急功近利”起来。“科研是以足够的生存条件为基础的。”她说,然而青年教师,尤其是身在“北上广”等高消费城市的青年教师,其凭借自身所得甚至很难维持生活,更谈不上拥有自己的住房等“奢侈”目标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多申请课题,多拿经费,以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一些年轻教师在经济的压力下,恨不得今天申请课题,明天就拿到经费,而当这样的愿望难以达到时,有一些关于科研独立性的抱怨便难以避免了。”王玉凤说。对此,她建议相关部门采取切实行动,提升青年教师的生活待遇。他们的生活稳定了,便可以安下心来,仔细打磨自己的研究方向。“只要生活稳定,一个年轻人通过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时间的基础性工作,把‘摊子’撑起来是完全可以的,根本用不着如此急躁。”王玉凤说,青年教师在科研上的不独立或许存在,但只是个别现象。然而在生存方面的压力却几乎是普遍现象,需要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不可忽视的“主观因素”当然,对于青年教师的学术独立性问题,最有发言权的还是青年教师本身。李文是北京某高校物理系的一名年轻的副教授,从几年前进入高校至今,她的科研工作便一直没有间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于独立性的问题,她的态度也要比记者预想的要缓和。“不能否认,目前一些高校的青年教师中间,的确存在着青年教师无法获得学术独立的现象,总体上来说,问题并不严重。”李文说,在这方面国内外的高校有一个明显的差别,即欧美各国的高校水平差距远没有国内高校大,尤其是在中央及地方政府投入方面。“每年国家给予清华北大的资金,与一些地方高校获得的资金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这也就导致了一些二三线高校本身根本就没有资本去培养年轻教师,给他们足够的支持。在李文看来,高校间“待遇”的不平等导致了一些学校对青年教师培养“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在同为副教授的贾晓旭眼中,一些地方高校的确存在着漠视青年教师科研权利的现象。“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每年教育部门都下发一些教育经费,其中很多经费会被高校用来支持教师科研。但在一些高校中,这部分钱很少有青年教师可以获得。”贾晓旭说,因为校内很多资金的分配是由学校自身决定的,在校内没有形成很好的民主机制的情况下,这笔钱的归属便会在很大程度上受主观因素的影响了。事实上,在很多青年教师眼中,“主观因素”对于自身科研的影响远不仅限于经费的获得。比如曾经有一项关于青年教师申请的调查,在“项目申请方面,除项目质量外,对项目申请影响最大的因素”的调查中,超过七成的受访者选择了“人际关系”,其中寓意不言而喻。对此,是否应该采取措施对高校资金的支配权加以控制呢?贾晓旭给出了否定的答案。“高校对资金的支配属于高校自主权的一部分,他们也需要自主空间。对此我们不应该过多干涉。我觉得反倒是整个社会应该形成一个朴实的公共价值观,通过价值观的影响,提升学校对于青年教师科研的重视程度,同时也规范学校的行为。”贾晓旭说。不是约束,而是帮助与李文类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西安交通大学能动学院教授吴宏春也提到了在青年教师的科研独立性上所存在的中西差别,只是对于这一问题,吴宏春看得要更“细”一些。“所谓‘西方’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而且西方各国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吴宏春说,比如美国、德国等国家,其青年教师在学术上的确要比我们多一些自主性,但在日本等一些国家,其科研机制比国内还要“僵化”,青年教师在科研和学术上所受到的束缚也更大。据吴宏春介绍,日本高校内的科研团队组成非常简单,就是教授带副教授,副教授带讲师,只要教授还在“位置”上,副教授便永远争不过教授,这种关系也适用于副教授和讲师之间。而在科研设备的使用上,由于整个项目都是以教授的名义命名的,所以几乎所有的设备都会由项目带头人管理。“这方面的规定要比我们严得多。”在吴宏春看来,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之所以形成如此严格的科研管理体制,与两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是老师不让学生独立,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学生本身追求独立的欲望就不强烈。“我们巴不得不管呢,但很多时候学生并不具备独立的能力和环境。”当然,吴宏春也承认,在传统的“教书育人”的教育观念影响下,很多高校老师都对学生“视如己出”,不愿意放手。“从团队领导人来说,也有这样一个习惯:这个学生是我留下来的,是我的团队的,我就要管得稍微多一点,因为小孩子不懂事,但我是过来人。这种观念其实很正常。”在采访中,吴宏春坦言,年轻人在科研上缺乏所谓“独立性”,本身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也不会影响年轻人创新能力的发挥。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的科研管理体制给年轻人的“独立性”似乎更低,但这并没有影响这些年轻人作出自己的成绩。比如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田中耕一,便是诺贝尔化学奖创设以来最年轻的得主,获奖时仅仅43岁。“这说明在年轻人的科研问题上,我们没有必要刻意地追求所谓‘独立’或‘不独立’。”吴宏春说,目前高校里的年轻教师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独立性特别强,完全可以独当一面,对于这类人,多数教授都不会刻意约束他,而是将一些项目放手,让他去做;而对于一些能力较差的年轻人,在教授身边做一些工作,接受教授的指导是很正常,也是应该的。“这不是约束,而是帮助。”吴宏春说。看资历还是看潜力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认为年轻教师在科研独立方面不存在问题,比如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在申请项目上,虽然在政策法规中,并没有哪条规定年轻教师不得申请省部或国家级课题,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完全不是这样。”顾也力说,几乎所有的重大项目,比如国家社科一般项目或重点项目,以及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其项目规定中几乎都有一条,即只有副高以上职称才可以申报而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教授。“年轻人即使能力再强,也不得不依附于他人。这难道就公平吗?”顾也力表示,40岁以下的年轻教师,特别是刚毕业的博士是最有创造力的。但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是刚从国外回来,不可能马上拿到职称。于是,面对一些重大项目,他们连独立申报的资格都没有。面对这一现状,各高校也在采取一些办法,比如为他们提供一些校级项目,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当然,政策制定部门这样做有它的道理。现在很多项目建立时都有一个要求,即前期研究成果,很多主管方十分看重这一点。然而年轻人因为资历较浅,很多时候并没有这类成果,一些老教授则可能一辈子都在研究这一课题。”在顾也力看来,这一看似矛盾的问题背后,反映的是我们看待科研的角度偏差——见物不见人。“通俗地说,就是对人的潜力的漠视,对人的发展的漠视。”顾也力说,打个比方,两个人同时申报一个课题,判断的标准应该是两者的设计有无创新,理论框架是否完善,而不应该过分考虑年龄、职称和前期成果。“自然科学中,科研能力的强弱并不与年龄成正比,更不是资历深浅所能衡量的。能不能看到问题的实质才是关键。而在这方面,年轻人的潜力是无穷的。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通过制度手段,剥夺他们申报课题的权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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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职称拥堵”不是增加正高职数,而是应该消除按头衔、身份管理、评价人才,配置资源的模式。

近日,有媒体报道,清华大学某副教授表示,目前系里一年只有一个评上教授的名额。30个副教授就争这一个名额,而且每年还新增两名副教授。从过去的“博士毕业留校任教即是副教授”到如今的“讲师晋升副高都十分困难”,高校青年教师人才梯队建设正面临严峻的“职称拥堵”问题。

应该说,如果所有讲师、副教授都要争取成为正教授才算“修成正果”,那么“职称拥堵”是无解的——正高职称的数额是有限的,总不可能一再扩大正高规模。“职称拥堵”的根源在于所有资源都朝有“头衔”“身份”的正教授集中。因此,没有“头衔”和“身份”的讲师就处于学校的最底层,从而难以获得科研项目、学术资源,也在办学中没有多少话语权。这和我国的学生都想报考名校,从而把升学演变为“名校独木桥”的道理是一样的。

消除“职称拥堵”不是增加正高职数,而是应该消除按头衔、身份管理、评价人才,配置资源的模式。

在欧美国家的大学,具有博士学位的助教就可以招博士生,也就是我国的“博士生导师”,而在我国,现在很多大学中,博导还是一级学术头衔,往往先取得正高职称才能遴选为“博导”,虽然有部分大学开始进行改革试点,允许讲师、副教授也可竞争“博导”,但讲师和副教授能招博士的还是少数。教学上如此,学术研究上的论资排辈情况要更严重。

在目前的科研管理和评价体系中,没有副教授头衔的青年教师要申请到国家重大课题十分困难。在申请课题的过程中,有各种显赫学术头衔以及行政职务者,也有着普通教师不可比拟的“人脉优势”。这和欧美国家的学术管理和评价只看学者本身的能力,而不看头衔的情况完全不同。

在美国,即使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申请课题时,也要与年轻学者一起竞争,谁有能力作出研究就给谁做,没有任何人拥有高人一等的学术特权。学者所获得的奖励、头衔也只是对其学术贡献的肯定,代表学术荣誉,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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